甲午之战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它的成功与失败远不是台湾宝岛的割让和几千万两黄金的赔款，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关系到对清政府执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基本国策的正确评估。也就是说，如果甲午之战以中国胜利而结束，那么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制定并积极推行的洋务国策便基本正确，中国沿着这个道路继续走下去，便终有恢复往昔盛世的那一天。然而，甲午战争恰恰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而且失败的如此之惨，屈辱如此之甚，不仅是中国历史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更是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所罕见。

　　罕见的奇耻大辱震动了国人，“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震动之后便是怀疑、困惑与愤怒，人们怀疑清政府长时期以来基本国策的正确性，困惑何以堂堂中华帝国竟然败于日本这一弹九岛国之手，愤怒满清政府的无能，这既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也是此后中国一变再变的正式起点。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及乙未之役，〔康有为〕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己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A．D）四月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很显然，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论清朝的统治者，还是康、梁维新派，还是一般的民众，都已深刻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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