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此作为基本力量与满族贵族相抗衡，光绪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与其自身的地位和目标追求密切相关，一方面，光绪帝深知他的地位与权力来自满族贵族的支持，但这一批贵族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容忍丝毫有损于他们利益的任何改革；另一方面，光绪帝不能不知道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与满族贵族有一种本能上的冲突，他们瞧不起满族贵族的无能，因而光绪帝欲有所作为便不能不凭借这一批汉族士人去与满族贵族势力相抗衡。再加上帝党中坚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之后，深感帝党势力日趋孤危，于是意识到康有为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改变先前的态度，不仅以帝师之尊突然造访小小工部主事康有为，而且在光绪帝面前竭力举荐。
从康有为方面说，满汉之间全面的民族冲突意识确已淡薄，但他鉴于“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现实，提出“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康有为政论集》第233页。)在实质上便不能不与满族贵族相冲突，不能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醒意识。他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康有为政论集》第237页。)凡此种种罪责将归之于谁人，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不是相当明显吗？正是基于这种态度，我们看到在康有为全部改革主张中，说他的矛头一直对准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未尝不可，说他的矛盾一直对准满洲贵族集团恐怕也没有过多地曲解康有为的心迹。因为事实上，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与满洲贵族集团不能说是同义语，但二者之间交相重叠则为显明的事实。
在维新派看来，中国之所以在外国列强面前一败再败，除去其他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外，满清贵族的腐朽统治未尝不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满洲贵族方面看，他们并不是不期望大清王朝的繁荣与昌盛，更不是坚决反对一切变革，事实上，假如没有包括西太后在内的满族贵族的默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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