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结，我们看到，在甲午战后，虽然维新思潮毫无疑问地成为时代的主流，但这一思潮并没有唤起国人的共识。一方面，因维新思潮过分否定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而引起那些顽固派、乃至稳健派的强烈反对，愈趋加重中国进步的阻力；另一方面，鉴于维新与保守的争论持续不决，遂引导另外一部分人唤起更加狭隘的汉民族意识，以为维新与保守的争论，在本质上无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是满汉之间的冲突。因此，甲午战争唤配了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体清政府最终却又被民族主义的冲突所扼杀，所有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直接后果。
满汉冲突的实质
戊戌变法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梁启超在谈到变法失败的背景时，首列满汉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第一原因。他说：“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均金继之。皇上概不问，而谣诼之起，遍于京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于是埋下变法失败的祸根，此点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在正式文件中对康有为的指控是：“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合，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光绪朝东华录》。)也以保国会作为康有为的主要罪行之一。在保守的满族贵族的心目中，康有为的保国会将忠君爱国分为二事，在本质上也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因而势必推动汉族士人起而反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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