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焦点已相当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冲突的双方如何尽最大可能地淡化民族意识，求同存异，建立共识，推进改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维新派无意就此作出丝毫让步，他们以为拉住光绪皇帝这面大旗就可能全面抵抗住满洲贵族的反击，于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光绪帝“罢斥”守旧大臣，并鼓励光绪帝仿效赵武灵王等故事，促使满族汉化，以期消除满汉之间的民族印记。

　　维新派的设想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假如光绪皇帝具有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那样的权威、地位，问题或许比较容易解决。然而症结恰恰在于，光绪帝在满族内部毕竟没有足够的权威，他的命运实际上操纵在满洲贵族之手。因此，当他采纳维新派的建议，着手罢斥守旧官僚和对满族进行一定的改革时，反对的力量便首先来自满洲贵族内部。据记载：“太后自归政后，避居颐和园。一日，上诣园朝谒，太后责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宗神其谓我何？’，上泣谏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也。’置酒玉澜堂，不乐而罢。”(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76页。)很显然，光绪帝的基本思路并没有背离满族人的利益，但在西太后看来，其客观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罢斥守旧大臣尚不足以激起满洲贵族的全面抵抗的话，那么，康有为等人断发、易服、改元，以及裁绿营、放旗兵、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建议则无疑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满洲贵族，它的直接后果不仅是要剥夺满族人的特权，而且事实上是要为满族的历史划个句号。康有为说：“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康有为政论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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