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机的关头，光绪皇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30页。)在光绪帝的心目中，他“对于他的国家之被击败于日本之手感到耻辱，亟于要采用一切维新的政策，以期使这种耻辱不再发生。”(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518页。)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于一个战败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情绪的唤醒确乎必要,“知耻而后勇”,如果将这种情绪调动得当，举国同心，发奋图强，那么，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国终有雪耻的一日。然而，我们看到，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甲午战争之后没有得到适度的协调，国人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反而因民族主情绪日趋高涨而引发对自身历史、内在潜力等诸方面的怀疑。不仅维新派、革命派怀疑清政府的动机、能力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国策，即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也对先前的政策产生动摇，以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早在洋务运动开始即已铸定，洋务新政“不知其本，故仍无补于国势之孱弱。”(《清鉴辑览》第26卷。)也就是说，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对战争失败原因的反省几乎无不归结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基本国策和*体制。
这种反省不能说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合理的价值，然而，当我们再来重新检讨甲午之战失败的真正原因时，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反省实在是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反而将问题引上了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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