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创立新的慈善活动内容，消除善堂等传统慈善机构的缺陷。经元善这里所说的新内容，实际上就是具有近代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活动。他特别强调，在当时的条件下设立工艺院是课工教艺、惠广泽远的最大善举。“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因此，他建议善堂均可改为工艺院，或者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俾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孀妇得资，可赡育后嗣”（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7页。）。这显然是要改变传统善举重养轻教的习俗，并且也与过去教以务农之说的内容大不相同，而是教以近代的先进工艺技术。

    其四是从兴办义赈进而推展至兴办义学。鉴于中国数千年女学不兴、为害甚巨之弊，经元善当时尤为注重创兴女学。他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同时，他还指出兴女学与办义赈一样均属义举。因为“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且并行不悖”（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女学的兴办，应该说在19世纪末的中国尚属创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其五是日趋重视“开风气、正人心”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时期的经元善虽一度表示不再从事以往那样的义赈活动，但他却非常希望通过采取创办“劝善看报会”等新的公益善举措施，进一步“扩充善念”，使众人“识时势亦明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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