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僻陋并革浇漓”,最终达到“振刷精神,急起直追”以及“发愤自强,誓雪国耻”的目的(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以上所介绍的虽然只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经元善个人慈善思想的发展变化,但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慈善义理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向;同时,类似于经元善这样的变化在当时也并非绝无仅有,只不过是其他人认识的水平或侧重点略有差异。此外,经元善的新慈善公益观不仅得到了许多慈善界同仁的首肯,而且获得了报刊舆论的支持,这也表明当时慈善思想的发展变化不仅仅是发生在少数个别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社会性。
例如经元善首创女子义学,即得到许多早先与其共办义赈之慈善界人士的支持,施则敬、严信厚等上海善堂总董还参与筹议发起并捐助经费,颇有“众善交征,共襄旷举”之势,而且“海内贤士哲女闻风嘉许者不乏其人”。另外,《苏海汇报》、《新闻报》、《循环日报》等许多报刊,也都曾发表文章称赞创设女子义学为最大之善举。
从当时的报刊舆论看,并不仅仅是围绕经元善的新慈善思想发表议论,有的还从总体上对以往的慈善活动提出了变革要求,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间舆论对待慈善事业认识的新变化。
在全国颇具影响的《申报》,这一时期即曾连续刊登有关改良慈善活动和发展公益事业的评论文章,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例如《效法泰西以行善举义》一文,认为上海已有之善堂,在施衣、施粥、施医、施药、恤嫠、育婴等方面的善举虽无一不备,但“顾犹不免有遗议者”,甚至还遭到某些非议。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善堂“立法尚未尽精详”,“司其事者未克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则是因所行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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