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中，因为梁启超提出中国处专制制度之下太久，人民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能力，须有一个过渡时期。最好是先搞开明专制，以训练人民的能力。开明专制当出以要求，不当用暴力革命。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为最要主张，所以决不能同意梁启超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只要推翻满洲异族的统治，则民主共和制度是必至之事。他们对此充满信心。但检查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论证，却可看出，他们把民主制度的建立未免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 

为了驳斥梁启超所说国民程度不足的说法，革命党人提出了一个逻辑推理：他们说：“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论者（指粱启超——引者）虽武断，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博爱平等之思想乎？……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注：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是天然具备的。 

梁启超在论述中国人尚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时，曾论证说，具备共和国民资格的关键是要有运用议会*的能力，若具备此种能力必须有公益心，能自治。针对这一说法，汪精卫又论驳说：既然不能否认我国民具备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则“博爱者，公益心之渊源也；不自由，被治而已，安能自治？”意即是说，中国人有博爱心，自然也有公益心，有自由精神，自然也就有自治之能力。如此说来，中国人具备共和国民之资格与能力，还有什么疑问呢？ 

其次，他们还有一种可以称作历史论证的思路。思黄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注：《民报》第1号，1905年12月。）一文中说：“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能力之伟大，不亦可想。特被压制于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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