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曾针对孙中山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约法在事实上不可能。他说，军政府有办法要人民尽其义务，人民有何办法要军政府必尽其义务呢？其必曰，拒纳税。然而，军政府若派一队人马下去督催，人民还能拒纳租税吗？凡稍知*历史的人都能承认，梁氏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绝大的关键问题，也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革命党人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于是求助于社会心理的论证。汪精卫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说：“推过去，察现在，审将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之必昌明……则革命者，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发生者也；则约法者，革命之际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发生者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稍加详细地论说道：“约法者，革命时代革命团体与人民相约者也。此时，革命团体尚未具国家之资格，其与民定约法也，亦犹国民与国民之关系而已。”他这里说的革命团体，即革命党所率领之革命军。他的逻辑是：既然革命军尚未取得完全的国家政权，尚不具备国家的资格，则革命军与人民便没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关系便亦如一部分国民同另一部分国民之间的关系。这一步逻辑转换在语言文字上表现得极简单。可事实上谁也知道决非如此简单。梁启超提出的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革命团体——即革命党所率之革命军，是武装的团体，而人民是手无寸铁的。在革命烽起的战乱年代，两者决非处同等地位。往下汪氏论述道：既然革命团体与国民之关系实质上是国民与国民之关系，则两者之关系“至为密切，其地位同也，其主义同也，其目的同也，于是二者之间以云缓急，不可不相依也；以云信任，不可不长保也；以云目的，不可不共达也。”由此，他得出结论：“由是关系，乃生约法。约法者，规律革命团体与国民之关系，使最终之结果不悖于最初之目的者也。”（注：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他认为，约法之能成立，约法之能实行，保证最终达到民主立宪之结果，皆毫无问题。因为国民心理皆如此。 

由上述可见，革命党人为宣传其革命论，宣传其民主立宪的主张，基本上回避了一切实际的困难问题，而一任理想式的推论，所以，只见其易，不见其难。革命家大率如此。 

三、梁启超论民主共和之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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