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革命党人只有抽象的国民观念，抽象的国民能力观念。他们未曾考虑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是一长期曲折的过程。 

革命党人还企图从国民心理上来论证实行民主共和之易。 

前引胡汉民的文章里便说：“我汉族民族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完满，故能排满，能立国。而既已能排满立国，则探乎一般社会之心理，必无有舍至平等之制不用，而犹留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阶级也。”意即必选择民主立宪制度。汪精卫断言，革命是“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而革命“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注：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1906年5月。）他认为，人人皆与汪氏等革命党人一样，皆倾慕国民主义，倾羡民主共和。所以，一旦革命推倒满洲异族之专制政府，无不赞成实行民主立宪者。 

梁启超曾指出，千年专制之国，一旦革命而后实行民主宪政是绝无可能的。革命党人则让一步，承认革命之际及革命之后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思黄氏在前引《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说，立宪之政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孙中山比一般革命党人要高明，他早就提出由革命之起到实行宪政须经过军法与约法两个过渡时期。军法时期，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破敌，保其安宁，人民则供军队之需要。每县以三年为限，解除军法，进入约法时期。此时期，由军政府与人民互相约定彼此之权利义务，各遵守之，以六年为限，实行宪政。按孙中山所说则是三年小成，九年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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