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只要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人民此种能力，即可迅速回复。一旦回复，即可享得完全之国民权力，即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思黄把建立和运用民主*的资格能力混同于一般民族的能力，成为一种绝对抽象的东西。由此推理：我民族之能力既然数千年前即已崭露头角，数千年后自然不会弱于他民族，他民族有的资格能力，我民族当然可以有，只须废除压制此能力的专制政府即可以了。思黄氏更提出一种论证，他说，拿破仑曾预言：中国人如睡狮，一旦醒来，可能会支配世界。他把这也当作—个前提。于是问道：“以能支配世界之民族，而不能享有世界最上之权力，有是理乎？”这种论证之缺乏说服力，自不待言。思黄氏另提出一种论据，说中国人历史上富于自治能力，“吾民族处野蛮政府之下，其自治团体之组织有可惊者。朝廷既无市町村制之颁，而国民亦不克读政法之学，徒师心创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思想、国家思想，其能力岂可限制耶？”接着他举例说，东三省有韩姓其人者，能久维持一种自治权，日、俄、清皆不能干涉之，“无异一小独立国”。此处所说，乃是在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地方，由豪强势力自行统治，其与民主*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远非一事。可见，作者对于民主的理解还非常模糊、肤浅。像上述那种地方势力，非但不是建立近代民主的基础，反而是一种障碍。作者把这类地方势力视为民主*的基础，只能是去民主共和愈来愈远了。
革命党人还针对梁启超所说，为立宪*做准备，应先行开明专制的说法，引证日本学者的论点，认为中国在汉唐时期，已行开明专制，这种预备工夫早已有了，故实行共和立宪，毫无问题。（注：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惟一的障碍，在于满洲人的统治，驱除鞑虏，共和立宪之制自然树立。这显然是为辩论的需要，随意取舍，完全不顾及理论的一贯性，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力。
革命党人忙于为革命起义而四处奔波，较少机会认真地研究民主宪政有关的理论及其历史，他们对国民的了解甚笼统，除了皇帝及助其掌握最高权力的一小部分人，其余皆为国民，没有经济上、*上、思想上的差别。也没有对自身权力及其争取实现过程的认知，认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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