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上是很难望进步的。”（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 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太大，以至发展到压抑民权，流于专制。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便在于通过将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划清，各自在权力许可范围内充分活动，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又能让政府功能有最为充分的发展空间，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促进国家*的现代化。
在权能区分的基础上，孙中山主张在“治权”范围内以“五权分立”来规划国家的政体建构。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办法，对打破专制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实际运用中，也生出不少的流弊，如议院和国会往往擅行立法权以挟制行政机关，成为“议院专制”，使行政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同时在官员的选拔任命上也存在不少弊端。因此，他提倡汲取中国传统*的精华，于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使五权之内能够很好地相互配合，“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页）。 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与“三权分立”强调权力间的制衡不同，五权分立着重强调权力间的分工与配合，五权之间固然要发挥分立的精神，以防止专权，更要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使五权密切配合，相辅为用，为民众谋福利（注：参见《五权宪法》，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72—587页）。由于五权分立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万能政府”（即高效政府），而政府的本质是行政功能，故行政权在五权中是最为具体、最能代表政府行为的，因此，行政权在理论上应该成为五种治权的中心，其他四权应配合行政而发挥作用。这也是孙中山“五权分立”理论的特色之一。总之，孙中山认为他所提倡的五权分立的政府是他的一大“发明”，是一种“破天荒的政体”，依靠“五权宪法”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将是最为理想和良善的政体，可以达到“完全无缺的治理”。尽管在实际*实践中“五权分立”的构想仍有其自身的流弊，但这一构想本身却反映了孙中山在设计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时，即效法西方最好的民主制度模式，又试图避免在西方*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弊端的良好愿望。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