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经营实业，发展经济，能集中物力、人力，保护均衡的发展，“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7-298页）。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只有大力依靠政府的力量发展“国家资本”，方能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国计民生，实行有计划的、均衡的经济发展，孙中山比较诸家经济学说，指出：“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注：《民生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孙中山希望通过国家发展实业，管理资本， 用所得利益发展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一举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问题：
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防之（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现行之种种苛捐杂税，概当免除。而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5页）。
此外，无论“平均地权”，还是“节制资本”，孙中山均以国家的组织力量是赖。所谓土地“涨价归公”，也就是归之国家财政，不仅使国家有大宗财源收入，以供公共建设和公共福利的支出，并且可减轻一般人民的赋税负担。
可见，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思想是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作用是要缩小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防止社会财富过度集中，造成经济垄断和贫富不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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