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反传统、反潮流精神，把他们从*的科场驱向吉凶难测的战场。从战场走向官场后，一时间志尤未衰。1867年1月10日，曾国藩复郭嵩焘书：“船山先生宋论”，“实多见道之言”。“尊论”“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彪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说明船山思想一直是湘军集团意识形态自由化的理论基础。

三、地主阶级军事、*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开端

一个抗礼清廷的地主阶级*实体的存在

　　表现在湘军集团的军事体制（包括组织与后勤）以及*体制（包括人事与行政）同样也实行了无视清廷禁制的自由化。其军事体制明显有别于顺康雍乾之世的八旗与绿营军事体制。“国藩始任军旅，自立规模。将帅皆所擢拔，兵勇皆所招募，军饷皆所经营，缓急足以相维，丰欠足以相谅。”（注：《郭侍郎奏书》卷七，第56-61页，《奉旨密筹大局情形疏》。）军令因而也能够抗命朝廷，自成系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上谕调遣湘军入卫，曾国藩拒绝勤王。清初*体制是满、蒙、汉贵族*，嘉道以来汉族儒臣逐见大用，但必须依附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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