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唯上是从的“存人欲，灭天理”的那种颠倒理学思想原则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大，继承的多是林则徐那种“苟利社稷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的原始理学思想原则。一经认定，不顾任重道远，务底于成，致有“湖南骡子”这般美矣哉的文化气廪。然而文化被作为意识形态应用以后，则可以因阶级或个人的社会与*地位的变化而转向。湘军创业者们一经转换到当权派地位以后，便不能再放任“与时乖”的反潮流精神来反对自己，而必须迅即与旧当权派的意识形态妥协，虽不会迅即合流，但必须容忍。曾国藩有意识地造就了这一过程，了无痕迹。而郭嵩焘由于个人地位转换不如创业者群体其他人那样顺利，便较难渡过这一“时间差”，而让他的“与时乖”表现，作为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主义遗留下来。
四、郭嵩焘在湘军集团军事和*活动中的表现：志大才疏，一位理想主义的实行家
事业高潮四起四落
郭嵩焘在湘军创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地位与关键性作用，李鸿章概括得最为简要得体：“曾国藩初以忧归，屡奉诏旨敦促。该（郭嵩焘）侍郎以事关大局，不容预计利钝，手书面请，至再至三。曾国藩感其至诚，后每与臣言，未尝不叹其笃挚悱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狱，以该侍郎之力得全，遂至显用。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实推挽之至。”（注：李鸿章：奏请为郭嵩焘赐谥立传《胪陈事实疏》，见《玉池老人自叙》。）“予（李鸿章）与公（郭嵩焘）同岁，生交夙也。继从文正于祁门，一旦有所怫，驰去。公挽予于江淮之间，责以干时之重。大义相许，其忍弭忘？”（注：李鸿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见《玉池老人自叙》。）“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不居功。当时将帅争欲得以为重。”胡林翼曾以“书招”，李续宜为之“奏调”。“臣治军东下，求贤于曾国藩专疏荐达。”“又与共事。逮该侍郎充出使大臣，与北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独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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