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主阶级自身更新与中国文化革新同步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两千年来能在地主阶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不断地按照辩证规律向前发展，是因为中国地主阶级本身存在一种可以不断更新的机制。中国地主阶级不同于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封建时代贵族地主，不具有可以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门阀效应。当权者的地位差不多最多三世而斩，多数是及身而败。中国文化并不保护“万世一系”的*利益和财产继承，而是提倡“有德者王”和“顺天者昌”。“无道之君”与“不义之财”，是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得而夺之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无论是儒、佛、道都不对君主、权力、财产做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地主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分化得愈来愈小，数量也愈来愈多；少数人保持权力的时间愈来愈短，而多数人获得权力的机会愈来愈多；在权力轮换上，基本保持着当权派或在野派互相竞争的一种机制。

　　科举当然是竞争机制的一个方面，但经常状态表现为意识形态解释与文化上的分野。由于地主经济是以获取超经济强制的地租为目的的，暴力手段是唯一可靠的手段，而*权力则是暴力手段的可靠来源。因此掌握暴力手段的当权派的行为往往是与中国文化强调的方向相违反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也是片面的。作为中国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基石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做双向解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主阶级才选中了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野派可以通过舆论，即东汉以来所谓的“清议”和各种文化手段；以及在朝中和社会上结党，即所谓的“朋党”，指责当权派的反道统因而亦即危害法统的不道德行为，争取权力轮换的机会。裁判者只有两种力量，一是皇权，一是暴力。皇权的选择失误，便导致皇权的被轮换；或出于当权派的暴力，或出于在野派引导下的农民暴力。

　　文化革新不可能是皇权选择与暴力的结果。它可能适应当权派或在野派的意识形态导向，而成为一种手段，但*权力不可能决定文化的走向。当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