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集团被称为一个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存在，是一种模式概念。第一，它是超越其中派系关系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如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其他等人，虽有其可自成范围的军事和人事系统，但只要他们信守湘军集团创业时的意识形态而不改节或后退，就仍是这一实体的组成部分。第二，它是超越湘军创业者群体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即使最初本不属于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的其他社会、*与军事力量，能够接受并奉行此一实体的意识形态者，如沈葆桢，也可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甚至曾属于该实体的对立面或批评者，后在实践上跟了上来的社会*、军事力量如张之洞，也可以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这样概括的作用在于，通称的湘、淮军阀或洋务派这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湘军集团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全部内容，而是后者乃能包容前者。换句话说，洋务派，不管是否湘系或淮系军阀，必先具有湘军创业者创造的那样军事、*条件，才能在洋务思想和活动上有所成事，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具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那样的自觉。1900年，当北京发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以及清帝出奔这样重大的事件时，由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串联粤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不从朝廷杀戮洋人乱命，实行“东南互保”，既得到联军各国的认可，也得到回銮以后清廷的默认，说明此一实体半个世纪以来确实存在并不断扩展的事实。

　　地主阶级自由化的文化模式

　　湘军集团*实体模式，是嘉道以来已见端倪的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全面发展的开端。如果这一自由化进程不致中断而被继续，则亦将构成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经验总结，属精神活动的思想与意识范畴，不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范畴，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只有当文化被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范畴，形成一种具有时空性限制的文明之后，才会具有排他性，才会彼此发生冲突，产生对抗。因此文化永远不是凝固不动的意识，意识一经凝固为型态，便不属于文化范畴。*、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思想，一经凝固为制度，也就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只存在于流动状态中。如已经消亡而正在被研究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或者正在被改变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经验总结，作为一种创新的因素，才属文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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