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本身也只是一种文化模式，而不是某一个特定阶级所独有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意味着走出中世纪一元化体制的全部过程。它最早发生在西欧历史上，意味着走出一元化的神权观念，走出一元化的教会，走出一元化的帝国，走出一元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它大体上相当于13-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段历史时期。主导或进入这一过程的社会力量，可以是贵族，可以是教士，可以是市民，也可以是农民，乃至王权。至于走出以后再走向哪里，那是另一回事。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妥协；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或妥协，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革命或妥协。中国两千年来始终是一个地主阶级主导的社会，*、经济、土地关系、意识形态观念与文化观念之分分合合莫衷一是，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主导方式交替出现。最后一次定于一尊的极化体制，是清代的乾隆朝。嘉道以后开始出现主导方式的分化趋向。由于这一次多元化趋向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现代化趋向接轨，故而称之为地主阶级自由化。它一直继续到本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

　　就文化固有属性而言，自由化是最利于创新、交融与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定于一尊的一元化文明模式，则多属文化的牢笼。湘军集团创业者们崛起于中国前现代化文明与西方现代化文明发生严重冲突之际，而采取了多元共存的自由化文化模式，其后定型为“中学为林，西学为用”。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领域，便形成一种以妥协为内涵的政策风格。创始者及后继者们保存中国前现代化文明社会结构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谋求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妥协的同时，也谋求与国内先进阶级主导的所有现代化运动妥协，包括变法维新运动，共和主义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唯一例外便是：不能改变第一产业的前现代化结构；不能容忍农民阶级争取自由的解放斗争，并因此而终止了自身的历史存在。

　　在此种自由化文化模式中得以成长并思进一步有以作为的不止一代人，对此一模式的文化来源及其创始者和保护人感到具有某种可资借鉴的榜样性作用。梁启超说，谭嗣同、黄兴都受王船山思想影响，而且直至“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一个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注：梁启超：《儒家哲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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