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派必然要运用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与宗教活动等文化手段来巩固已经凝固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前一阶段文化成果，是为御用文化，因而也必然缺乏更新的生命力。因为文化只有在不断改变现状的状态下流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野派是永远不满现状的两种社会力量。反映他们的愿望与适应他们要求的文化表现，便可能形成文化革新的一种内容，但也不可能定型为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力量或*力量的附属品，它将继续为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求服务，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断流动，不断地融合与更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前此文化的发展与精品，总是与否定现状与否定当权派的*潮流相适应的原因。所谓文穷而后工，人穷而后思变。文王囚而八卦作，左丘失明而有《国语》，太史公刑而有《史记》，王夫之困而有《遗书》。
清代咸丰年间因对抗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湘军集团创业者们，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在野派社会集团。创业者成员的家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权力为何物而又渴望获得*权力的地主阶级社会的基层成员。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左宗棠中举未中进士，一直愤愤不平。郭嵩焘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即以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获谴，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也均饱读诗书，是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的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挡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已将走近它的尽头之际，仍能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与中国文化新旧消长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有关。湖南是周敦颐以来理学各派宗师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作为理学处世核心的诚、敬精神，也就是专心致志、笃行实践的认真精神，代有发扬，不容否定。另方面，至少是清代以来，受当权派意识形态污染较少。清初的满、蒙豪族亲贵与汉人的鼎甲世家，多与湖南无缘。而嘉道以来，由林则徐等人结成的“宣南诗社”，是一个以地主阶级在野派经世致用意识相标榜的*社团，其中湖南人比重最大。其著者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皆是。陶澍最欣赏胡林翼与左宗棠。胡是陶的女婿，左与陶结为亲家。而胡、左事业皆属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未闻得陶何种余荫。其后湘军集团*实体模式中的湘籍“儒将”、猛将辈出及“无湘不成军”之谓，盖其余韵。
这样联系，是为了说明湖南士子受地主阶级当权派那种狗苟蝇营、以权谋私、惟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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