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页。）不仅王船山，曾国藩对后世人的影响也是不受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的。黄兴称曾国藩“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蔡锷于1911年赴云南就职之时，曾辑录《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蒋中正之服膺曾国藩，众所周知。现在倍受推崇、学贯中西的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的“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在湘乡（曾国藩）与南皮（张之洞）之间”。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未出湖南境外的青年时期，最推崇的近世人物不是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人，而是曾国藩。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的不是某种阶级利益，不是某种制度，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传承一种文化。
曾国藩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榜样性作用，可能就在于他应用包括洋务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革新取得完整的*权力，并形成一个*实体以后，没有立即将这种文化意识凝结为一种形态或制度定于一尊，而是让它继续流动。包括在坚守本身阵地同时，也让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的前意识形态集团继续活动，作为文化的对手，或同盟军。这就为包括引进西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启动了宋、明以后的又一个文化时代的闸门。一时泄出的文化力量刚好能够顶住前意识形态集团的反扑，也勉强能够挡住西方殖民主义要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意图，同时也为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提供了荫蔽所。此人对待自己也讲求实际，不务虚名。一生事业的结局是实至名归，而非“大树特树”的结果。他非常清楚所从事者“造端之大”，已属骑虎难下，始终以不得已的“过河卒”态度以应。他从未象郭嵩焘在他身后颂扬的那样以“功”、“德”、“言”三不朽自命，保持住了一种平凡本色，一个书生本色。后人因此才容易平等地把他当作“自己人”来学习、模仿，而不是当作帝王、圣贤来顶礼膜拜。
他所开创事业的全面性，本来已达到“创业垂统”的程度，但他没有表现出郭嵩焘那样的紧迫感，如郭嵩焘引孟子所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因为新朝的建立，势必要中断地主阶级自由化进程：或是采取封建性的分离方式，或定于一尊的一元化体制，这是与他起兵时的文化意识相违反的。故而他宁可考虑到“一二俗人言”，采取曹操在世时不亡汉祚的做法，任湘军集团*实体自然发展，优胜劣汰。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终于与革命党中的非孙中山派联手，取代清廷的治统而又立优待清室条例，实际就是湘军集团地主阶级自由化文化模式的一种典型表现。1915年，袁世凯称帝，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