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就“耕”这一方面来说，那些在对外贸易中急剧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棉花、烟草、生丝、茶叶、蔗糖等等，固然因其受制于国际市场而兴衰无常、盈亏不测，但它可以导致生产者大亏其本，却未必能将其逐出家园。如闽北地区的许多茶商、茶农，在八十年代初放弃了茶叶生产之后，大都“有田者归田，无田者以砍柴为活”（注：海关总税务司编：《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96、106页。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稍后，汕头地区的甘蔗种植面积因蔗糖出口下降而减少了1／3，但原来的甘蔗地并未荒废，而是改种了花生（注：《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1886年，汕头，第2、3页。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983页）。江西省植蔗区的许多蔗田，则纷纷改种了杂粮（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2页）。很显然，农民们在背井离乡之前，是不会放弃任何能够维持生计的机会的。

　　土地兼并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民无地化更是一向被视之为流民形成和扩大的根源，但揆诸事理，又不免似是而非。早在十年前，著名经济史专家章有义先生即撰文指出，中国的地权分配，尽管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比较集中和分散，但从长期的历史趋势、从整体上来看，“地主和农民占地的比率大体稳定”，并“形成地权的阶级分配的某种常态。”（注：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中研究》1988年第2期。 ）黄宗智在研究了直隶获鹿县农户占有土地状况后也发现，该县二十世纪的土地分配状态居然和十八世纪十分相似（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7页）。秦晖则通过对清前期至民国年间关中地契文书的分析，表明“关于‘土地兼并’的传统理论起码不能为这些抽样所证实”，而且这种地权分配状态，至少到民国时“已存在了二三百年了”（注：秦晖：《“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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