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于劳动力奇缺，田主不得不如此”（注：何炳棣，前引书，第218、273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这样一种变动了的人地关系和生产关系，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战争影响较轻或人口持续增长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华北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如湖北、湖南、河南、苏北及浙江的宁绍等地，迁移到这些农业自然条件极好但部分荒芜的地区（注：何炳棣，前引书，第153～158页。另见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而且由于荒地是如此之多，以致退佃以抛荒、退地以逃避升科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来此垦荒的客民抗粮抗租斗争的比较普遍的形式。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无所牵挂的有利条件，先是垦荒承佃，获取收成，一到升科开租年限，即弃地他往，避重就轻，俨然一支往复无常的流动的劳动大军（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848—849页，第9 43—946页）。上述严著所举农民逃亡的例子，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战后荒地和垦荒客民较多的地区。这样，与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近代资本主义生成发展的历史趋势相映照，发生在周围地区的这种地权调整过程，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地位，却未必有利于近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如果说太平天国战后这种对长江下游地区的移民，更多的还是贫苦农民出于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愿望，那么，由自然灾害激发出来的流民群体，则完全是基于求生苟活的紧迫的经济需要了。翻一翻此一时期的灾荒编年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较大的灾害都会制造出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流民潮：1865年，长江下游数省水灾较重，“流离转徙，饿殍满路”；1866年，湖北“黄陂饥歉，民就食江、汉”；同年，江北水灾，饥民纷纷“渡江而南”， “老弱孤苦辗转沟壑， 不知凡几”；1867年京畿亢旱，仅天津一地饥民流入城内“就食者日以万计”；1868年，安徽涡阳水灾，“居民远徙入保，刍粮乏绝”；1870年，直隶亢旱，“嗷嗷千里，流民塞途”；1871年，直隶大水，“民人之颠沛流离无栖止者”，当在万人以上；1882年文本*雨为灾，“灾民多逃至广东，挨户索食”；1883年，山东黄河漫决，“灾民数十万，流离昏垫，惨不可言”，其中，“就食省垣者十余万口”，流至江苏清江扬州乃至沿江而南者“犹有二三十万人”，另有灾民“纷至京都，或数百人，或数十人，齐至官宅乞食”，有的则流至河南卫辉境内，甚至“已在山西境外徙薪曲突”；1888年，奉天大水，逃荒者“络绎不绝，由内地而迁边外，复由昌图而迁巴彦苏苏，比至其地，仍复乏食，辗转迁回，流离在道”；1889年，长江流域大水，湖北汉阳府汉口镇等处“灾黎扶老携幼远来就食者，已有五万余口”；1890年，直隶大水，“灾重州县，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