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目的地的时候，“总是有保持现状的趋向”，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寻找到一个可以保住旧的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就满足了”（注：［美］威廉·彼得逊：《人口学基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第434页）。而太平天国战后农田大量抛荒的江南地区， 以及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内地民人陆续开放的东北及边外各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颇富吸引力的目标。如江苏江宁、镇江等府属同治八年“成熟启征之田”，“大抵皆同治五年江北水灾，饥民逃荒南来，经业主给以牛种开垦者居多”（注：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卷七）。苏北的盐城，甚至因为大量过江乞食的穷佃隐民被江南“招徕垦治”，“留而不归”，致使“本境之田益荒”（注：《盐城县志》（光绪二十一年），卷二，页二十八，统论古今风俗异同）。至光绪初期，又有大批被饥荒驱迫而来的河南、陕西、山西等省灾民，移入皖南淮北各县垦荒种地（注：何炳棣，前引书，第155页：《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六十五，页四至五）。至于同时期山东、直隶等地的避荒之人，之所以“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其目的，除了“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之外，更在于“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因为这里“地多膏腴之区，人乏繁庶之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值得注意的是，灾时充当劳动力输出地的华北诸省如陕西、山西、河南等，灾后却出现地少人多劳动力奇缺的情况。在河南陕州，“年岁乍转，人工难得，即出重价，亦难雇人”，该地多处煤窑，因之停工减产，“出煤日少”（注：严作霖：《陕卫治略》，卷三、卷一）。在灾情至重的山西省，“乃昔也雇觅闲农，以一年计之，不过十数千文，以一日计之，不过百数十文。今则无人受雇，即或雇得残喘之农，一日所费，比平时腾贵三倍。工价之外，仍需优给酒食，或彼此争雇，尚未必惠然肯来；或清晨受雇，日未西而飘然以去。”（注：《曾忠襄公奏议》，卷十六，页三十五。）这和战后江南的情况何其相似。于是，在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和官府优厚的招垦条件吸引下，这里反过来又成为吸纳其他地区被灾民众或过剩人口的蓄水池。在河南阌乡县，即“有湖北人民认垦者六七十家，于乡间萃集一村，或代人种地，或自己认垦”（注：严作霖：《陕卫治略》，卷四，光绪十九年，《禀抚宪》）。在山西临汾，因“光绪三年大ｊìｎ＠②后，人民减去殆半，比年直鲁客民络绎而来，几占全县十分之三”（注：光绪《临汾县志》，卷二，页四十九，户口略）。在陕西关中，外来客民也纷纷而至。其中如三原县，光绪三四年大饥，地亩荒绝，后经“招集湖北、山东流民拓垦，生齿渐繁”；大荔县，“经同治元年、光绪三年杀伤饿毙”，人口由道光初年的22万余人减至7万余人，“厥后客民四集”，渐有恢复； 泾阳县鲁桥镇，“光绪大饥后，半皆饿殍，丁稀赋减，遂迁湖北、山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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