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三省人开垦充赋，因以居之”；凤县，“光绪初年旱荒，山外旷地多”，嘉道之间多投老林垦种的川、楚客籍棚民，因“老林地力渐薄”，“辄外徙”。（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一，户口；《续修鲁桥镇志》（1924），卷二，贡赋志。参见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客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可以肯定，这些入迁的流民，大都是在原籍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包括象凤县那样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灾害）袭击的灾民。光绪九年，湖北长阳县民即曾争往陕西某县开垦，“计不下二千余人”，至次年春“犹有负戴而去者，甚有将田地屋宇变卖，作为路费”，而其原因即在于该县遭遇了大水之灾，目的地又被大疫弄得“地旷人稀”（注：《申报》，光绪十年三月十九日）。另据山东《莱芜县志》载，光绪十五年秋，该县大疫，“乡民徙往山西、陕西者万余家”，而且“自是西徙者络绎不绝”（注：民国《莱芜县志》，卷二十二，大事记，页十二）。从流民移徙的方向来看，此与上述江南移民差不多相反，但从由此造成的人地关系、地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调整来看，却并无二致。
这样，在中国工业化至为关键的早期启动阶段，虽然也曾发生过相当范围的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附着于其上的劳动者之间强迫性的大规模的分离过程，但这一过程的最显著的特点，显然并不是国内外的什么资本主义势力用暴力清除了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3269页。）， 而只是封建社会内部或大自然周期性的战祸或天灾对既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暂时的毁灭性的破坏，其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近代中国农村旧的经济结构的解体，相反却使其在一种新的被强行调整了的人地关系之下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而且由于这种改善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相继遭到极大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样一种过程，就客观意义而言，不仅是一种历史潮流的反动，也预示着近代中国乡村和相伴而行的中国工业化愈加动荡不测的未来。
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灾民、流民都与近代化的产业无缘。黑龙江漠河金矿开办后，“招集流民，动以千计”，而这些流民，均是从直隶、山东流徙而来从事手工淘金的工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一，页四十五至五十四；《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二十四，页十四。）台湾基隆煤矿，“也有很多矿工，系从大陆来此”（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88页）。云南铜矿招收的工人中， 有一些可能是远来“以求生活”的“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注：《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1498页）。有些工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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