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典型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实际上是在“对农业劳动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这一“全部过程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即“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4、816－817页）。然而在近代中国， 作为这一过程原动力的外国工业资本，既然并没有能够用暴力将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从他们所附着的土地之上分离开来，也没能造成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完全分离，那么，它就注定着要在贫穷而又顽固的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为它自己、同时附带着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开拓市场、特别是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还是在国内既有的商品市场范围之内，通过与国内同类或同类效用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来实现其日益增大的市场扩张需求的。尽管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的增加，但就主流和本质而言，则不过是对国内同类产品原有市场份额的一种排挤、替代或转移。事实上，国际资本主义之所以要通过超经济的暴力在中国设置通商口岸、清除关税及内地税壁垒，其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四万万人的中国市场向它们的工业品开放。因此，以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广大农村市场，不仅是近代工业资本征服和剥夺的对象，同时也是其赖以存在和扩张的国内市场的主体。其在中国市场上扩展的广度及深度如何，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力量固然是工业资本本身，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由此决定的市场购买力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灾害的大小、农作物收成的丰歉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波动，必然会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对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机制工业消费品的销售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甲午战争以前，由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更由于七十年代后欧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国际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工业品生产成本和输华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进口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进口贸易总值从1864年的4,621万关两增加到1894年的16,210.3万关两， 后者是前者的3.5倍（注：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77页）。 但是必须看到，这样一种增长，并不表现为平稳的、有序的、凯歌行进式的过程，而实际上是在许多看起来很不规则的升降起伏的波动中螺旋式前进的。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自然灾害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在许多情况下，因农作物歉收导致中国商品流通量的突然的大幅度减少或以此为原料的农副加工产品成本价格的剧烈上涨，是同类同效外国工农业产品对华进口量陡然攀升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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