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粗重的劳动”，一则缺乏最起码的购买力，因而仍然爱好他们自织的土布。即使是比较富有的阶层，也是在洋、土布的价格悬殊的情况下，才舍土而用洋，一旦差价缩小，“土布是必然要统治着市场的”（注：1863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第133页；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60页。 转引自姚贤镐前引书，第1344页，第1353页）。由于织布需用棉纱作原料，而纺纱又需用棉花作原料，所以，国内棉花产量的丰歉和价格波动，不仅对棉纱的销售价格具有制约作用，也间接地对棉布的销售价格具有制约作用，以致经常能够改变国内市场上土布与洋布的价格比，进而影响对洋布的需求。正如1874年英领商务报告所云，“棉花产量的任何重大波动都会显著地影响洋布的进口”，“原棉价格大增就可能使我们的产品的消费增加到无法估计的程度”。1869年棉花歉收，土布价格过高，于是具有同样用途的洋标布的进口，便有了“可惊的增长”（注：1869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第98页。转引自姚贤镐前引书，第1345页）。但1872年由于陕西和四川棉花丰收，棉花价格趋于低落，“使得土布较外国竞争品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该年进口天津的洋布即较上年为少（注：1871－1872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第36页。转引自姚贤镐前引书，第1346页）。在当时各口岸的海关报告中，此类记载颇多（注：参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7－1188页）。
不过，对洋布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市场扩张具有突破性作用的，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大饥荒。这一点，连当时的外国人也感到出乎意料，1877至1879年天津贸易报告即指出，“详考近三年之统计册则发现：一场规模空前且具摧毁性之饥荒，出人意外且又一反经济经验，对前几年天津贸易最旺之时所示数字仅有较小之影响；但有几次丰收，即足以使贸易全然复兴”（注：吴弘明前引书，上册，第170 页）。原因何在？该报告不无欣慰的解释道，“千百万罹灾遭难者中，作为本埠贸易册所列商品之用户者为数寥寥耳；再者，就洋船输入津郡之商品而论，其用户多为居民中之某一阶层，其具有必要之财力，足以长期抗拒大灾大难者，此番浩劫，犹如一片以其阴影笼罩于在评期间之乌云”。事实更远过于此。由于北方经济在长期的饥荒中惨遭重创，广大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近于枯竭，因而迫切仰求于外来产品的供应，这就使得蓄势以待的廉价洋货，可以立即乘间而入，并能轻易地突破内陆腹地小农经济的坚固壁垒，以占据广阔的农村市场。有关资料显示，正是在1879年以后，一向限于城镇富裕阶层的洋布，才开始为广大的农民所使用（注：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60页。转引自姚贤镐前引书，第1252－1253页。），而不再是所谓寥寥少数，其结果自然是洋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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