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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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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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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创办时还带有“以工代赈”的性质或意向。如光绪十八年，徐润奉命至直隶承德府平泉州等地接办承平银矿、建平金矿，因见该地同光以来连年水灾荒歉，又有盗匪滋扰，民不聊生，便一面设厂施粥，“只给老幼两等”，一面对其中“力能自活”的壮者“以工代赈”，总计金矿“总分各局约有四千余人，借此养生”。（注：《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0、70、76页。）左宗棠、胡恩燮开办徐州利国驿煤矿，其宗旨除了“开利源”、“塞漏卮”之外，还有“养民”、“弭盗”，（注：《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见1883年1月14日《申报》。）因为徐州一带地瘠民贫，每遇灾荒，往往是“壮者流为盗匪，老弱填于沟壑”，若“地方之实业不兴，编氓之流亡谁拯？”（注：胡碧＠④《灌叟撮记》，第6页。转引自余明侠：《徐州煤矿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不过，对上述这些情况，尚需具体分析，有的仅属少数，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妨当作特例看待。如漠河金矿之所以招募流民，一方面在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该厂“地属遐荒，民无土著”，一方面则出于对沙俄侵略者染指金矿的抵制，因为在此之前沙俄总是招募这些流民盗挖此处的金矿，实际上，在筹办者看来，雇佣“工作之役”的理想标准，还是“应招土著之民”（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一，页四十五至五十四）。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工矿企业普遍采用的招工原则或惯例。前述徐州煤矿，既以拯救编氓之流亡为己任，自然不会雇佣外来民众，其章程即明确规定：“夫工即雇佣附近土著，不须裁撤”，这样，还可便于对工人进行管理，以免“易聚难散”之弊，同时，亦可藉此协调与当地人士的关系，即“使之联络贯注，得知地方兴利之益”（注：《灌叟撮记》，第5－11 页）。山东峄县煤矿，除了机器抽水之外，“其他工作，皆用土人”，而且“核之土窑所用人夫，不啻倍蓰”，结果以“非出自峄境之钱而散之峄地，无业穷民藉以得食”（注：朱采：《清芬阁集》，卷八，页十一至十五。），“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页十至十一）。光绪九年，盛宣怀在给山东登州铅矿拟定的章程中，则规定该矿“敲碎之工，搬运之力”，不仅“自应尽本地雇募”，还要“需人互保，选举老成为之夫头，各给腰牌，并注册稽查”，以防止“匪徒混入”（注：《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初十日）。其后，该省临朐、莱阳等 5县拟集资开采金矿，并在《申报》上刊布公文，声明“所需夫役雇佣本地工人，不招外来客户”（注：《申报》，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湖北长乐鹤峰铜矿，创办之初，当地绅士即“议以本地之商民办本地之矿务，庶几工匠虽多，性情相习，较之客民易于约束”（注：《申报》，光绪三年八月十一日）。同时，亦可“绝私炼之弊”（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141页）。张之洞筹办的湖北织布局，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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