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量的激增。上海的英国领事在年度贸易报告中即宣称：“自中国向外贸开放以来，1879年输入和售出原色布的数量比以前任一年的数量都多”（注：李必憧前引书，第519页）。而且从他提供的有关数字来看，这种布的销售量，在1878和1879两年还大大超过输入量，总计约超出1,003,300 匹，这就意味着有许多存货也一销而尽了。据记载，这些洋布，“大半系被天津、汉口、烟台三埠所吸收，天津吸收之数，不下30.62％，”“盖灾民随身衣着，经三年之服用，俱破旧不堪。其余各袭，亦已典质净尽，至是非重置新衣不可。顾土布产量有限，未免求过于供，势须借重洋布，以应急需”（注：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60页。转引自姚贤镐前引书，第1252－1253 页）。此后洋布进口一直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势头。
不特洋布如此，洋纱、洋铁等商品的进口量，较之灾前更有着成倍的增长（注：参见姚贤镐前引书，第1603－1604页）。1887年天津海关贸易报告在回顾1880年以来的进口贸易状况时曾特别指出，近八年中“最引人注目者”，即“棉纱如何飞速增长，并成为北方销场一项重要品目”（注：吴弘明前引书，上册，第243页）。尽管目前尚未找到此一时期的有关资料可以直接证明它与此次灾荒的关系，但灾后中国市场商品供求关系和农民消费倾向的错动，至少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注：据《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页10）载，1896年重庆进口洋纱较上年猛增了5万余担，原因之一即是“湖北向产棉花处所，因雨水过多，不无伤损，中国民间所织土布遂形鲜眇，故贩运来川者，亦因而不多”。转引自彭泽益前引书，第二卷，第212页）。 若联系到上面提及的这几年洋米、鸦片、煤油的进口情况，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历史的残酷，因为大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饥馑和贫困，却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工业品倾销提供了如此便利的条件。实际上，正是从这些年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陷入了年年入超的新格局。虽然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七十年代以来因国际银价下降致使中国市场上以钱计的进口商品价低于内地的土货价格，从而有利于洋货的倾销（注：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但恰于此时发生的大ｊìｎ＠②奇荒，毕竟是大大加剧了中外贸易的这种不平衡状况。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洋货的这种市场扩张，终究不是建立在广大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为前提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从长期来看，灾害犹如一柄双刃剑，它对洋货进口所起的促进作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又被它的消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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