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洋米的进口表现最为明显。从当时的海关报告来看，国内每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灾荒，几乎都会诱致一次米粮进口的高峰。从有海关记录的1867年到1894年，大米进口数量绝对值较大且较之往年有显著增长的年份共有6个，即1873年（1,379,901市担）、1877年（ 1,254,389市担）、1887年（2,320,720市担）。1888年（8,513,236市担）、1890年（9,040,876市担）及1893年（11,309,140市担）（注：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22页。），其中除1873年待考外，均可找到特大的水旱灾害与之相应，如1877年的华北大饥荒、1887～1888年的黄河决口暨华南旱灾、1890年的顺直大水灾及1892～1893年晋北大饥荒等等（注：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第1098－1099页。）；而且愈往后，灾荒频率愈高，米粮进口的绝对值愈大，其累加的结果自然就带动了米粮进口量的节节上升了（注：参见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95年5月，第12期，第46－47页。按：1867年大米进口量亦多达851,649 市担，远高于此后数年。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直隶省的荒歉，据天津海关报告载，是年该口从上海及香港以洋船运入的稻米计有113,008担。参见吴弘明翻译：《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市档案馆1993年版，第58页）。

　　此一时期，煤油在中国的行销为时虽然不长，增长却极迅猛。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刚开始输入中国的1864年，进口量不过11, 000 加仑，1878年即猛增到400万加仑，1886年又上升到2,300万加仑，价值220 多万海关两，跃居进口商品的前列（注：参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12页；姚贤镐前引书，第1602－1603、1605页）。很显然，煤油售价低廉，且发光力强，是其受到普遍欢迎的首要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借力于灾害造成的花生、黄豆及菜子等植物油原料的歉收。1875年，江西“油籽歉收，植物油非常地昂贵”，结果“煤油似乎也流行起来了”（注：1875年九江海关贸易报告，第109页。转引自彭泽益前引书，第二卷，第168页）。1877年宁波海关的贸易报告则声称， “植物油和蜡烛已遭到被煤油所代替的厄运”，而其原因可能在于“北方发生饥馑”，使豆油的价格升得“很高”（注：参见姚贤镐前引书，第1391页）。1885年烟台海关的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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