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原料“皆用湖北本省所产之花”，“纺织工徒需用二三千人，皆用湖北本地之人”，用意很明确，即：“销湖北之土货，养湖北之贫民”（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页十四至十六）。为此，他还先后两次从当地农家选招十五六岁的儿童，到上海学习机器技术（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985》，第一辑，下册，第1232页。另见彭泽益前引书，第233－234页）。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分检棉花的大小女工，亦“多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之远”（注：《新辑时务汇通》，卷103，第12－ 13页。转引自孙毓棠前引书，第1196页）。在广东南海县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女工均系本村的左邻右里，由陈氏教以机械缫丝之法”（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1940年8月，第22－23页。转引自彭泽益前引书，第二卷，第44页）。连洋务派在各地经营的军工企业，也多从本地人中招工，如福州船政局所招的工人即大部分来自福州附近，据载，“福州地瘠民贫，谋生不易，自有船厂，趋工若鹜，仰食者不下万家”（注：《船政奏议汇编》，光绪戊子年刊本，卷四十四，页八。天津及山东机器局亦然，参见孙毓棠前引书，第1185页，第1227页）。近代早期在华设立的外资工厂，其所雇工人，从一些零星的资料来看，大约也都以本地人为主（注：参见孙毓棠前引书，第1177页，第1223页）。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的近代企业中，无论军用民用、官营民营，并不乏外地工人，但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广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及其他地区招募而来的熟练机器工匠，是已经无产化了的工人，其主要任务是充任技术工监或培训土著工人。至于洋务派军工企业以及电讯、铁道等企业里由士兵转化而来的工人，固然主要来自广大的农民，但若就此认为其前身就是破产了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恐怕失之武断，相对于那些被遣散的士兵来说，他们已经够幸运了，姑无论湘淮军初建时是如何在兵源上严格把关的。
正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中这种显而易见的本地化特征——不管它是源于封建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是企业寻求发展的需要，抑或流民本身似乎天然具备的种种令人不安的素质——从另一个方向阻断了破产了的、流动着的农民与近代产业的联系。当然，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农民与近代产业劳动者之间的天然同盟军关系，壮大了他们与近代工矿业资本家作斗争的力量。不过，在另一方面，这又使得中国早期产业工人往往一身而二任，即亦工亦农、半工半农，以致当时的劳动力供应不得不应和着当地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变动，时而相对不足，时而严重过剩，处在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由于这些工人均生活在当地，有薄田，有家室，因而其所担任的工矿业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们当作农闲季节曾经从事过的传统手工副业的一种替代。一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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