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对当地煤油行销前景的看法还相当谨慎，认为“只要本省继续大量生产豆油，则煤油将不能在本地人中广泛地传播使用”。然而刚刚过了3年，该地煤油进口数量就有了“极大增长”，进口总量是上年的3.2倍，唯一的原因即是1888年大豆歉收， 豆油产量减少，豆油价格高涨（注：参见姚贤镐前引书，第1394页）。同年，海南岛也因为近两年来花生歉收，花生油价格很高，致使煤油进口量突增（注：转引自彭泽益前引书，第二卷，第167页）。有意思的是，同年的江西九江，“由于此地和邻近的黄梅县菜子丰收，因而植物油的价格低落”，以致引起了“煤油消费量的降低”（注：参见姚贤镐前引书，第1390页）。这一相反的事实恰好表明了灾害与煤油销量之间出人意料的关系。
在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进口值始终高居首位，只因六十年代后国内鸦片种植日多，其进口值不仅未见增长，反而渐见衰落。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鸦片作物的任何歉收都会引起对（印度）麻洼鸦片的大量需求”（注：李必憧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28页）。据上海英领1870年度贸易报告， 是年长江上游发生灾难性的洪水，“以致中国的罂粟作物部分被毁”，结果使得该年鸦片进口量“大大地超过了1869年”（注：李必憧前引书，第226－227页。），多达95,045担，是1861～1894年间进口量最多的一年，至第二年仍余波未尽（注：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78页）。1876、1879年间，由于“北方各省的旱灾几乎导致罂粟的彻底歉收”以及地方当局声称为防止灾荒要禁种鸦片，鸦片进口量又迅速增长，并达至1879年的83,051担（注：李必憧前引书，第408、488页：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78页。另请参见吴弘明前引书，上册，第176页）。此后至1894年，再也没有哪一年超过这个数量。当然，就道义而言，国内鸦片的种植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频繁的灾害确实延缓了鸦片进口量下降的趋势。
最具典型意义的尚属灾害对进口棉纺织品所起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六十年代末期以来，进口棉纺织品的价格曾经直线下降，从 1870 年到1885年，粗棉布下降了27.8％，洋纱下降了52.6％（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81页。），但面对中国广大民众以极端低下的购买力筑成的消费壁垒，如此凌厉的价格攻势也并非无往而不胜。直至七十年代末期，尽管洋布在华北地区的销售已“历有年所”，但使用的对象仅限于城镇的富商大户，广大农村的居民，一则由于“土布比较耐穿”，适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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