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大背景下，不少官僚知识分子成为这一文化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条陈时事，就指责坊刻《水浒传》为“教诱犯法之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要求“毁其书版，禁其扮演，而悍俗还淳”[27]。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御史史茂清以花档小唱“色飞*，关系风俗人心”为由，请求严行禁止[28]。满鹤邻的主张更为极端：“古今文集，酌存百之一；诗赋存千之一。凡经典、道录、语录、词曲、时文，尽数付之一炬。至于小说*词，不足与数也”[29]。郑板桥表示自己对正统儒家以外的著作不屑一顾，“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说：“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德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30]。 

清人查禁小说的理由，除了继承明人的“诲*”、“诲盗”的理由外，还有满洲贵族自己的道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上谕内说；“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习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州等习俗之偸，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31] 

嘉庆帝上台后,面临王朝的盛衰之变,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农民起义运动风起云涌,整个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稳定动荡的社会政局，成为当时主要的*任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就需要化解社会下层的反叛意识，对“诲*”、“诲盗”的小说、戏剧的控制乃至禁止，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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