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年（1805年）四月，编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借此，嘉庆帝下发上谕：“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地内地刊刻书籍，与民人传习，向来本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立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仍著提智衙门五城顺天府，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不得任听胥役借端滋扰，致干戾咎。”[41]从语气和措施看，确属“申明旧列”并未比以前更为严厉，然而在随后发生的“德天赐案件”，终使禁教达到高潮。 

德天赐是20年前由罗马传信部以钟表师的名义派到北京宫廷供职的意大利传教士，曾任奉宸苑卿，当时在山东和直隶交界处教权归属和教务管理上，传教士之间发生了严纠纷。为制止纠份，德天赐给罗马教廷写信，并附有一张标明北京教区和山东教区分界线的地图。结果为他传信的广东教徒陈若望在南返澳门时，在江西被捕，被证实违反了“在京西洋人未经朝廷许可不得私递信件”的禁例。又据地图，怀疑德天赐为外国侵扰山东、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既性质如此严重，德天赐被立即捕拿解送刑部。几经审讯，德天赐拒不承认地图是他亲手所绘，而是他从乾隆时旧有废纸中抄画的，只想用它标明教区分界，以杜纠纷。既如此，清政府遂以宗教问题结案。在结案时，嘉庆特别发布了一道很长的上谕，其中说：“德天赐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该部奏请或饬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德天赐著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仍交庆杰随时管束。……该堂存贮经卷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派员检查销毁，毋许存留。其刊刻板片，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查销，并出示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倘再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决不宽贷”。同案陈若望等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并先枷号三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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