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禁天主教的核心问题应该仍是嘉庆的一道上谕中所说的：“其教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显叛正道，内地民人听从传习，受其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57]宗教与*在中国古代社会本来是分不开的。嘉庆十年四月，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就说：“在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今奉行已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创其异说，妄思传播，而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58]嘉庆就德天赐传教案指出：“讯明习教各犯，不惟愚民妇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复信奉，并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而且刊刻汉字经“居心实不可问”，“关系人心风俗者甚钜。”[59]十九年五月四日谕：“天主教绝灭伦理，乃异端为害之尤者，此在西洋人自习其教，原可置之不问，若传习内地民人，不止大干例禁，为国家之隐忧，贻害最大，比白莲教为尤甚，岂可不思深虑远乎！”[60]常明奏获传习天主教首犯朱荣等，“陷溺人心，愍不畏死，实属可恶”[61]，著即处绞。 

     严禁天主教还与当时的社会动荡的现实有关。嘉庆四年四月六日尹壮图奏：“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敷华，人心习成狡诈。”[62] 十八年四月嘉庆也抱怨说：“近来逆伦之案竟至重见叠出，可见各该旗及地方官平日并未实心教导，一切条教号令大率视为具文，虚应故事而已。夫孝为百行之原，今根本之地天良澌灭至此，其甚者犯上作乱，致有陈德在禁门内拒捕之事，无父无君，曾禽兽之不若矣。”[63]二十年六月九日谕内阁中说：“朕惟正人心厚风俗，治世之本也。……前年逆匪构乱，假邪说以煽惑愚民，以秉彝之赤子，陷溺其良心，至罹于刑辟而不悟，朕甚悯焉。历次所颁诏旨，如遇变罪己诏、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致变之源说、原教、行实政论、甄别贤愚以澄吏治谕、化民成俗论、除莠安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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