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嘉庆七年十月，清政府即规定，严禁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俗而息讼词[32]。嘉庆十五年六月，嘉庆帝就御史伯依保奏请查禁小说一事指出：“坊本小说，无非好勇斗狠秽亵不端之事，在稍知自爱者，尚不为其所惑，而无知之徒，一经入目，往往被其牵诱，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本干例禁，但日久奉行不力，而市贾又以此刊刻取利。其名目尚不止如该御史所奏数种，著五城御史出示晓谕禁止。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销毁，亦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向坊市纷纷搜查，致有滋扰。”[33]嘉庆十七年六月，嘉庆帝再就给事中叶绍楏奏请晓谕民人禁止邪教事指出：“自古圣贤立教，淳叙彝伦，惟君臣父子之经，仁义礼智之性，为万世不易之道，朝廷之所修明，师儒之所讲习，必以此为正轨，他如二氏之学，虽儒者弗尚，以其法归于劝善惩恶，亦犹虞书迪吉逆凶之义，故神佛祠宇，列入祀典，瞻礼祈祷亦律所弗禁。至若创立教名，私相授受，行踪诡秘，惟恐人知，斯则始于一二奸民倡为邪说，其意专在传徒敛钱，而愚民无知，惑于祸福之说，辗转传习，迷不知返。”[34]
嘉庆十八年十月，御史蔡炯奏请禁止民间结会拜会及坊肆售卖小说等书，嘉庆帝在上谕中指出：“至稗官小说，编造本自无稽，因其词多俚鄙，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薰染既久，斗很*邪之习，皆出于此，实为风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卖，本干例禁，并著实力稽查销毁，勿得视为具文。至僧道亦齐民之一，由来已久，领牒剃度，本有定制，无庸另设*，以省烦苛。”[35]除申严保甲之禁外，并禁止演戏，“但演唱*词艳曲及好勇斗很戏剧，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著该御史等严行查禁，以端习尚，并著出示晓谕居民人等，如有家存奸盗邪*小说及违碍经卷，或自行烧毁，或呈缴到官，巡城御史衙门汇送军机处验明查销”[36]。同年年十二月，清政府再申厉禁：“稗官野史，大率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并再申戏剧之禁[37]。
可见嘉庆帝的文化宽容政策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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