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一生的学术活动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与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从青少年时代始，就受到浓厚的家学影响。其祖父钱申行，进士出身，关心时事，重视实学，曾汇集关于国计民生的资料，  “著书数百卷，为《通典》、《通考》之流”，反映了博大、宏通的学术风格。其父钱顺时，长于经学，精于史学，曾据二十一史及历代野史杂记，编成《古今谈苑》，并与东林党人往来密切，试图救世济民[32]。谦益后来锐意文史，讲求经世致用，当与父祖两代的熏习密不可分。他走向社会后，又以其早露的学识才华，受到东林党人孙承宗、顾宪成等人的推重和赏识，并成为东林学派的中坚。东林学派的成员多是些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关心国事民瘼、痛击时弊的有识之士，以救世济民为己任。如著名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就曾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于救世者也。”[33]另一著名领袖高攀龙也说：“学者以天下为己任。”[34]黄宗羲曾概括东林党人的风节说：“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35]钱谦益与顾、高从父辈时就有联系，自身又是东林党人，与上述思想自然若合符节。继东林之后，复社也是当时*清流的中心，尤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治国经邦之术，而复社的领袖陈子龙就是钱谦益的挚友，钱本人也参加复社的活动，常与陈子龙一起抨击时弊，切磋经世之学，还于崇祯十一年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是书收集了从洪武至崇祯有明二百七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与经世相关的文集和著述。他们编纂是书，“志在徵实”，  “以资后世之师法”，  “通今古之龟鉴”。此书的编辑，既反映了钱谦益等人的经世思想，也说明经世学风已从个别人的零星主张，发展成士人的群体意识，赋役吏治、兵农水利、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已成为士人关心的热点。同时，是书的编成，也推动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正如吴晗先生所说：“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36]

    在当时经世学风潮流的推动下，钱谦益从事著述的出发点就在于经世致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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