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卓越的史学理论及编史、考史之实践推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

       钱谦益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史学，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更为突出，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他常说“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57]、“余从太史氏之后，纪载国家之盛”[58]、“余旧待罪太史氏，思颂述国家关雎鹊巢之德，以继二南之盛”[59]、“余待罪国史，论次本朝忠良吏，附两汉之后”[60]、“谦益往待罪史局，三十余年”[61]、“谦益以石渠旧老，衰残载笔。其何敢避时畏祸，嬝婀咙胡，以贻羞于信史?”[62]如此等等。可见，谦益无时不以“史官”、“史家”自命。而且他还曾十分自信地说：“余三十年留心史学，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或可稍窥其涯略，近代专门名家如海监、太仓者，亦能拾遗纠谬，而指陈其得失。”他也的确在史学理论及编史、考史的实践方面，留下丰硕成果。

       钱谦益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史学的实践体会，对史学的价值、功能、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天地万物运行之道，古今朝代兴亡之理，无不为史学所包涵，他说：“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谓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为其方。”[63]历史不仅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镜鉴，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宝库，它可以使人“耳目登皇，心胸开拓，顽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聪，寡者使张，需者使决，僑者使沉”[64]。钱谦益如此高度评价史学的价值和功能，与只偏重个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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