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宋、明理学“离经言道”的弊端，钱谦益又提出“反经”、“正经”的思想，他援引《孟子》的“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又进一步发挥说：“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52]钱谦益所谓的“反经”与“正经”，也就是要消除宋、明理学对原始经书的曲解与附会，恢复汉、唐注疏经书的传统，返回到经学的原始本貌。对此，他在《与卓去病论经学书》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53]后来，清代的汉学家，治经都以汉代为宗主，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其依据也都是说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更加符合经书原义。与钱谦益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相互间显然也有渊源与影响关系。
此外，钱谦益在其著述中，还论述了“经”与“史”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经者，史之宗族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54]。这实际上已是清代章学诚之“六经皆史”论的滥觞。钱谦益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首先是强调尊经，主张“史不离经”。同时，也绝不轻视史的作用与功能，而认为“经”与“史”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经犹权也，史犹权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犹度之有长短也。”[55]“经”与“史”之间，既然是权与轻重，度与长短的关系，因此，二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史既不能离经，而脱离史的经，也就没有了意义。其后，清初的黄宗羲又进一步发挥了钱谦益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穷经所以经世，故兼令读史”。应该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再到章学诚、全祖望，浙东学界绵延不断的史学传统，与钱、黄、章一脉相承的理论，当有一定关联。
钱谦益曾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仆以孤生谀闻，建立通经汲古之学，而排击俗学。”[56]这可以说是钱谦益倡导经学，重视史学，反对理学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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