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于世务”[37]。他治经学，目的在于“正人心”，纠正“世道偏颇”[38]。他以毕生精力倾注于史学，也在于“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39]。其(初学集》、《有学集}中载有其写的大量碑传作品，其目的也是要让“刑政者庶己可以观，可以兴矣”[40]。他编《列朝诗集》，虽有“以诗存史”的作用，而更主要的目的则是想展示明朝的“鸿朗庄严”、“含章挺生”的旺盛气运，和“金镜未坠”、“珠囊重理”[41]的中兴之望，反映出编者欲图复明的愿望。总之，钱谦益在从事著述写作时，总是力图做到“非天下之所以治乱安邦者皆不载”。
钱谦益还通过其撰写的大量序、跋、碑传、行状，提倡、表彰经世致用之学，诸如“君之于书，又不徒读颂之而已，皆思落其实而取其材，以见其用于当世”，“于是儒者之道大备，以效国家大用”、“是故经学与国政，咸正于一，而天下大治”、“幼绳留心天下事，猶轩所至，访边塞之要害，问民生之疾苦，于时艰国恤，三致意焉”[42]。与之同时，他又反复抨击那些脱离实际、没有创见，一味摹仿、剽窃的俗学。他曾尖锐指出： “今之学者，陈腐于理学，肤浅于应举，汨没锢蔽于近代之汉文、唐诗……茫然不知经经纬史之学。”[43]他又说：“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志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44]他还十分尖锐而形象地指出俗学、伪学“之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45]，并一一指出“僦”、 “剽”、 “奴”的具体表现。
钱谦益对经世致用的提倡及对俗学的抨击，对扭转明中叶以来的不良学术风气，无疑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并成为清初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波澜壮阔的经世致用思潮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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