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履，排斥事功，轻视史学的理学家，形成鲜明对照。朱熹就曾十分轻蔑的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同父一生被史坏了”[65]，他甚至连(左传》等儒家经典也颇为不屑的说：“六经、《语》、《孟》多少道理不说，恰说这个：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66]针对理学家轻视史学的偏颇，如前所述钱谦益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史”与“经”的相互关系，得出“经”、“史”互不分离，“六经之中皆有史”的结论，都给予清代史学家以重大影响。
钱谦益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开国功臣事略》、 《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及大量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传之作。此外，其《列朝诗集》、《杜诗小笺》，也反映了他以诗证史的深厚功力。
钱谦益深感“史家之难，莫难于真伪之辨乎”[67]，因而其在修史过程中，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证和辨伪，如他在致力于明初历史研究时，首先注意广泛搜集各种史料，其撰写《国初群雄事略》与《太祖实录辨证》的过程中，不仅对《元史》、《元史新编》、《国初事迹》、《龙飞经略》、《平胡录》、《平夏录》等公私史书广采博收，还查阅积累的大量宫中档案，并参考数十种文集、杂著，及无数的行状、碑铭。尔后，再对搜集的史料进行查证和辨伪，他认为只有将史料考证明白、辨别真伪，才能据以定褒贬。当时，曾出现不少伪造的明初史料，影响较大的有<致身录》，钱氏根据明初的制度和史事，通过细致的分析，举出该书的十条破绽，以确凿的证据，得出明确结论：“伪也”，“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68]。钱谦益这部辨伪之作，深得清初学者潘耒、阎若璩的支持和肯定，实开清初辨伪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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