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46]。这里，已明显反映出其扬汉、抑宋的[47]学术倾向。他在该文中还尖锐地讥刺道学《理学》： “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捎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眦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离，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48]猛烈抨击了宋、明理学“嗤点六经”、“眦毁三传”及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祸害，明末清初，在学术思想嬗递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反理学思潮，并最终导致理学终结，钱谦益可谓发反理学之先声。
“道”是理学之最高指归，并以其“道”离“经”。因而“经”与“道”的关系遂成为宋明理学与汉唐经学对立的焦点。由于宋、明理学离“经”而谈“道”，蔑视汉唐注疏，排斥《五经》，推尊《四书》，以朱子的《四书集注》等代替汉、唐《五经》笺疏，用以附会其以“道”为基石的理论体系。钱谦益有鉴于此，还着重论述了“经”与“道”的关系，他说：“汉儒为之讲经，而今人为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结。则亦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49]由于宋、明理学离经而讲道，扫除汉、唐章句注疏，修《宋史》者还将“儒林”与“道学”厘为两传，形成“儒林则所谓章句之儒也，道学则其所谓得不传之学者也”，遂使“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能转相讲述者，无复而遗种”[50]，这里，钱谦益较为精辟地论述了“经”与“道”互为表里、相互统一、不可分离的关系，得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不能“离经而讲道”的结论。在经学 发展历程中，实有重要意义。在钱谦益之前，归有光、高攀龙等也讲述上述类似思想，如归有光曾讲“汉儒为之讲经，今世为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矣”[51]。不过，钱谦益既继承，又发展了归有光的观点，他较之归有光关于“经”、“道”关系的论述，能置于经学演变源流中考察，显得更加系统与理论化。且归有光离世较早，而钱谦益在人清之后又生活了一段时间，与清初的学者多有密切交往，他关于“经”、“道”关系的论述，对清初学者的影响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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