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成金提倡即使无望于科举的一般乡居农家子弟，也应让其利用农闲读几年圣贤之书，“纵力田事忙之家，必须于每年十月以后（即进入农闲季节──引者注），令子弟入学读书，俟来春三月以后，回家治生。”[16](P68)所谓读书就是把《四书》“背诵极熟，讲解极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件日逐教诲，务必体贴身心”[17](P1166)，以使其“识字明理”。他认为“如此三五年，亦可*”。[18](P68)这里所谓“*”的含义，即明了“为人之道”，以此为立身处世的依据。
将石成金和贝原益轩书中所反映的学问价值观念作一比较，即可以看到两人对学问价值认识的明显不同。在贝原益轩那里，学问的基本价值在于“有用”，又首先在于“民用之资”、“民用之助”，强调直接有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是直接关乎人的日常生活的世俗实用取向。而在石成金那里，读书所求之学问，即圣贤之学，作为人安身立命的人伦之道，修齐治平的处世之本，重心在于关乎人的精神世界、道德修养的伦理价值。这种崇伦理与尚实用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两国民间学问观的根本立足点大为不同，也是各自评判和选择学问的内在依据。
这种学问价值观念的不同，使两国人民在如何评判和对待西方文化上表现出很大差异。日本以实用为基本价值的民间学问观，使人们对西方文化也多从实用的角度予以评价和选择，如江户时期西医外科由于疗效显著而很快被民间接受，形成与“汉方医”并立的“兰方医”。幕末开国时期，又由于海防、外交等的需要，兴起学习西洋“兵学”、“语学”的热潮，民间出现了许多洋学塾。由此可见，这种实用观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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