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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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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3: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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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成金在书中指出学问的另一个功用，是能够保全身家、免灾避祸。即人“知书识理”，明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伦之道，养就立身处世的道德和安分守礼的性情，就能够循理行事，人和家安，避免灾祸。如其所说：“孔夫子说的话，虽极平常，却极正大。依了他教，得大快乐，得大安稳，生也没得忧患，死也有得葬祭，历万世而无改。”[34](P44)在中国这个“人治”与“德治”的社会，儒学义理是社会通行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循之则安，悖之则危，因此，人只有“明理”，“循理而行”，才能够在人事险恶、灾祸不测的社会环境中求得平安生存。儒学义理就是这种最稳妥的保身护家之道，学习这种礼义之道，也就是学习这个社会生存规则的社会化过程。如石成金所言，“安分循理”，“守义安贫，循规蹈距”，就能“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违清议”，“得大快乐，得大安稳。生也没得忧患，死也有得葬祭”等等，即是此意。而如果不读书，或“不肯用心读习”，则会“成邪心野性，到大为非作歹，养就不肖，触犯刑宪”，祸及身家。他说“几曾见明理识字之人肯作非为乎？”[35](P68)这也确是他数十年阅历人生、饱览世事的经验之谈。
读书求学问“作官”和“作人”这两种功用，对于人们身家生活的实际作用也有所不同，如石成金所说：“子弟读书，大则功成名就，小亦识字明理，乃世间第一好事。”[36](P68)在此，科举作官的“功成名就”之所谓“大”，与为人之道的“识字明理”之所谓“小”，即是在其功利性意义上而言的。但这两种功用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是直接作用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手段和方式的改善，而是需通过社会这一中介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作用，这是一种间接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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