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上述石成金和贝原益轩书中关于学问功用的观念作一比较即可看到，在益轩那里，各种学问的功用都与人的具体生活日用所需直接联系，与人的家业职分、身家生计及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相关连，因此，学问是维持和改善人的现实世俗生活的直接手段。而在石成金，学问需通过“作官”和“作人”，即通过社会作为中介，才能转换而发挥其改善世俗生活的功能，因而学问对于人们的生活是一种间接的功能。
中日两国这种学问功用作用于生活形式的不同，对于人们与西学接触时的态度也有不同的影响。在学问的功用与个人职分直接相连的日本，西学的吸收是人们首先从自己的职业出发而开始的。最早是担任翻译之职的人学习“语学”，医者学习“兰方医”，并通过家业继承和师生关系而世业相传。近代出现海防危机后，以为主君尽忠、护主卫国为职责的武士们，又兴起学习“兵学”的热潮。由日本吸收西学的轨迹不难看出，学问与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的直接功用关系，对于吸收西学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而在中国，由于科举作官被视为学问的最重要功用，所以较早提倡学习西学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当把“火器”、“算学”等科技西学纳入科举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鼓励西学的机制。然而，由于科举内容的长期固定化和单一化，科举制度的社会覆盖性，使得其任何微小的更改都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身家利害，因而科举改革虽经数十年的争论而一直“窒碍难行”，而西学因一直未获得如科举那样的社会价值肯定和法定登进途径，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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