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的社会生活中，学问的传承都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即两国民间都普遍重视教育，这是由于学问在两国人们的实际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功用。然而，这种功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这在两国却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来看贝原益轩对学问功用的看法。在“学尚有用”的价值标准下，贝原益轩所阐述的学问的实际功用，是直接落实于人赖以为生的物质生活的实处。依他的说法，就是为学目的在于使四民习得职业所需的技能以各尽自己的职分，禀承各自的“家业”以求“利养”。“所谓利养，即四民皆各致力于其家业，求衣食居所以养身。义理养心，财利养身。”[20](P15)具体来说，就是“致力于其家业，即是求利养。士应勤于奉公；农要善营田亩，服公役；工要用心于制好器物，不可以伪劣之物欺人；商要经营交易而无伪诈，不取高利”[21](P429)。他认为，四民各业应根据自己的职分所需来学习学问和诸艺。

如对于武士而言，他说：“士之事多，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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