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且如此,将周边的民族和政权视为自己的藩属更是不足为奇了。无论顺治还是康熙在致准噶尔执政者的书信前头都要写“敕”、“谕”字样,不承认其独立性,这是封建大一统思想的有力例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史书再把噶尔丹时期的准清互市贸易表述为朝贡贸易,也就很自然了。
其次,正统观念在发挥作用。1634年(天聪八年),漠南蒙古被满洲征服。次年,蒙古正统君主林丹汗走死,被视为中国正统帝位象征的传国玉玺也转入皇太极手中。1636年(崇德元年)四月,蒙古16部49名封建主会聚盛京,承认皇太极为蒙古一统之主。从此,清朝皇帝以蒙古大汗正统的继承者自居,认为喀尔喀和准噶尔等没有资格建立独立的政权,理应归顺清朝,以附正统。所以,清廷把准噶尔政权抵制清朝的行为往往视为“叛逆”,后人也有因循这一观点,把噶尔丹等说成“叛乱者”。然而,唯物史观在评价某一个封建政权时,不以其正统与否为主要标准,而是要看它对本地区、民族和国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准噶尔政权对统一天山南北,抵御沙俄入侵,保护西北边疆所起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
再次,现实主义的影响。《方略》、《实录》等官书都是准噶尔事件之后形成的。所以反映着当时统治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清廷及其御用文人出于*上的需要,总是做一些用现实替换历史的勾当,尽力抹杀准噶尔政权曾与清朝相对峙的历史,以达到证明准噶尔向来是清朝藩属的目的。比如,康熙每次致书噶尔丹时,都称呼他“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但这些书信被收入《方略》、《实录》时,多处只有“噶尔丹”,而“博硕克图汗”称号很多被删掉了。通过删去关键词来改变原文的形式乃至性质,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