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下来的准清来往文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点。1647年（顺治四年），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致书顺治，但没有请安而引起清廷的不满，[35]这恰恰说明了巴图尔珲台吉与清廷之间没有臣属关系，所以无须对顺治皇帝毕恭毕敬。实际上清廷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没有因此而中断与准噶尔的互市联系。准噶尔执政者致清廷的书信中，一般将自己与清朝联系表述为“遣使贸易”，为了争取清廷对贸易的支持，也往往向清朝皇帝请安并敬献一些方物，称“随信礼物”。[36]他们把清朝皇帝寄来的文书称为“书信”，送来的物品称“礼物”。然而，在《清实录》等官书中，这些术语完全被改写。把“遣使贸易”改写为“遣使进贡”，把“随信礼物”改变为“进贡方物”。把清朝皇帝的“书信”从顺治开始一律写为“敕谕”，而“回赠”却变成“赏赐”。经过如此系统纂改，不仅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而且把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这两种不同的贸易关系完全给混淆了。受其影响，至今有人还不加以区别或不习惯区别二者，仍混为一谈。
当然，准噶尔方面的书信中的有些用词，使人容易产生误解。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去观察。如，噶尔丹致书清廷时，常用“BiCig ergübe”、“BiCig bariba”、“BiCig ayiladqaba”等蒙古语。[37]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可以汉译为“上书”、“奏书”、“奏言”，与清朝“奏疏”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蒙古语中上述词语都是惯用的普通敬语，并不具有等级含义和制度层面。因为，清崇德、顺治致书蒙藏上层时，也都用过这些敬语。[38]当然我们不能据此推定清朝皇帝向蒙藏上层“奏疏”、“表贡”了。有人因不了解上述情况而翻译部分准噶尔上层的书信时，参照《清实录》都译成典型的清朝臣属的奏疏。这样的翻译工作只会给研究者带来新的麻烦和困难，并容易使研究步入歧途。
清代著述把准清互市贸易改写为朝贡贸易，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这是传统大一统思想的表现。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的世界观”[39]的大一统思想到清朝有增无减，主张实现中国的大一统，还要实现世界的大一统。在清统治者脑海中，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皇帝，就是清朝皇帝，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应该向清朝皇帝称臣纳贡，接受其统治。他们把别国使者称“贡使”，礼物称“贡品”，如不承认就把使者驱逐出境，不许往来。所以，有人说：“这个国家从来未接待过贡使以外的外国人”。[40]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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