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早已渗透于蒙古人的生活，到清代饮茶已成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帕拉斯在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土尔扈特人不愿喝生水和白水，他们饮用的都是酸牛马奶等奶制饮料和用砖茶熬制的奶茶。[⑧]中国境内厄鲁特人习惯应当与之相近。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赵翼也记载了蒙古人的饮茶习惯，他说：“每清晨，男女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⑨]有的人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喝茶。因此，蒙古地区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巨大的。 

大黄，为准噶尔人生活中必不可少、具有广泛用途的药物。中国甘肃、青海一带山岳地出产的丰富的野生大黄，其根块作为下泻剂和健胃剂早已闻名于世。蒙古人多食肉、奶制品，容易大便干燥，因此常用大黄通便驱火。同时还用大黄医治很多常见的其他疾病。俄罗斯人则用中国的大黄治疗食鱼中毒。西宁是当时大黄的重要集散地。准噶尔汗国商人不仅贩回大量大黄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做起了大黄国际中继贸易，从西宁购买大黄贩卖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获取利益。[⑩]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大类产品，加上准噶尔自己的畜产品，相互连接形成吃、喝、穿、医比较完整的生活链条。而这一链条的正常衔接和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内地的互市贸易。因此，准噶尔在经济上和内地无法分开。同样，清朝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准噶尔的畜牧业，尤其是在康熙朝，内地发生三藩之乱，数十万清军投入战争，需要大量的战马。包括准噶尔在内的蒙古各部正是清军战马的主要供应地。这种共同的需要是准清贸易快速发展起来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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