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注：本文的“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形成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出现了众星璀璨的学者群（注：据统计，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约有48家之多。（见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群体。），史地著述不断涌现（注：鸦片战争前后，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此数字根据《贩书偶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得出。）另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著作问世。（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梁启超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0页。）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史书编纂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一是突出地表现在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的对域外史地的研究上（注：如禹贡学会的重要代表人物冯家昇指出：“边疆史地的研究起于道光咸丰之间，那时北边有俄罗斯的进迫，南边有英法的侵略，一班士大夫们感觉到边疆问题的重要，遂注意到史地的研究。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海国图志》，都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向。”（见冯家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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