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的大动荡,引起了边疆史地研究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这样,在史地著作的撰述上,原来主要以宣扬历代封建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纪传体裁已显然不能充分反映边疆史地研究所涉及的广阔领域,古代史学方法的局限也难以描述正在走向变动的社会。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更新已势在必然了。
二
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在继承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各自优点的同时,又变动史书体裁以容纳具有时代色彩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变化。
其一,对纪传体的继承与创新。
魏源的《元史新编》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是对纪传体改造的典范之作。《元史新编》在体裁上吸取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该书虽用纪传体,而列传则以人系事,以事系时,因此历史顺序感非常强。同时,魏源传人与传事相兼,凡一事之下可写传之人,皆列为一传。如《元史新编》创立了元代诸朝所平服各国传: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后屡朝平服各国、中统后屡朝平服叛藩等。又如魏源将元朝历史分为“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按各个时期将有关人物一并记载,如开国时期设“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开国武臣”、“开国相臣”等传,世祖时期设“世祖相臣”、“世祖文臣”、“世祖言臣”等。这种体裁形式,有利于展示各时期的历史轮廓。它为近世史学综合体裁的探索提供了借鉴。梁启超对《元史新编》的编纂成就曾有论评,他说:“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6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